【www.0413xx.com--政治哲学】

　　解放政治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是一个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社会过程中的成长环节，也是左翼理论家在对未来可能的替代性社会的积极探索过程中绕不过去的重要议题。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环境污染、资源破坏、人口激增、道德迷失、生态危机等现实让人们对按照现代性逻辑所规划的人类抱负和共同福祉失去了信心。在这种背景下，左翼理论家们既有一定重叠又各自不同的激进立场对解放政治的构想，为人类改变自己的命运注入了新的希望和潜能。哈维是这批左翼理论家中较为独特和突出的一位，他以地理学想象和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批判为实践旨趣，从身体、城市及全球化三个不同但却紧密交织的空间出发，对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进行积极的空间总体规划，为凸显解放政治议程的至关重要和客观意义，以及实现人类追求正义、公平和尊严的基本价值目标，提出了一种新的、不同的视域。在解放与超越精神日渐稀薄的今天，哈维的解放政治议程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现实的战斗力，为开启我们的政治想象与政治活力的空间之旅提供了批判的现实参照。

　　一、身体：解放政治构想的最基本空间单元

　　人的身体不仅是生物学过程的结果，也是由不同的意义符号和体系在社会化过程中空间地建构而成的。作为个体自身的空间性单元存在的身体，既是处于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之中的物质性空间，也是替代性话语及政治学想象能够诞生于其中的空间。物质实践、权力关系、社会制度、文化再现使身体成为各种力量彼此掣肘、交互斗争的场所，使蕴含个体激情与创造力的身体成为解放政治空间构想的原初起点。将身体作为“积累策略”(Harvey，2000，p.97.下引哈维文献仅注年份和页码)和“政治抵抗的场所”(ibid，p.130)，实际上表明了哈维对解放政治进行地理学构想的使命，即考察身体的物质的、表象的或推论的生产方式，考察身体如何被人们的集合性和关联性所塑造，以及相应地，身体如何将自身放置于社会生态过程之中，通过社会实践进入社会空间，使社会空间能够生产并且反映身体的偏好及意义。

　　解放政治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从物质欲望和身体的不安及压制感开始的。身体是理解社会生产及运作的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哈维将它作为解放政治讨论的基础和构想的起点，主要是受到后现代主义策略的解放力量的影响：

　　一方面，女权主义者们借由其所青睐的身体空间展开的突破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二元对立，在抵抗本质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础上的激进的文化政治议程存在着诸多创新和进步的因素，有关身体的诸如主体性、性别、种族与阶级、时间与空间上的地理位置和错位的各种差异，“对于进步和解放的政治学而言”(2000，p.14)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运动颠覆了人们已建立的理解世界的范畴，激发了对身体这个唯一确定无疑的“所指”(Lowe，p.14)的回归，使充满对抗与冲突、多维与动态、主动与规训的身体成为真正反观人自身的必然和审视社会历史的基础，成为“解放政治学里的特殊场所”(2000，p.15)。

　　当然，哈维对身体的关注并没有仅仅停留于身体在文化转向中流行的话题性与纯粹性上，而是加入了自己一贯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与活力，试图超越对身体的诸如文化性与表现性等的华而不实的研究。他借助于马克思的身体主体理论的光谱，从可变资本的循环出发，将身体作为全球空间的积累策略的缘由及过程揭示出来，即揭示身体如何被社会地生产出来，如何被自身遭遇的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外部力量塑造，身体实践如何反过来改变自身生产的过程，从中寻找人类反抗与革命以获取自由的契机。

　　身体既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也直接卷入政治领域，因此无疑应该置于政治经济之中来考察。在马克思那里，可变资本自身独特的循环对资本主义运行起着支撑性作用，也使得劳动者的身体历史地和地理地参与其中。劳动者的身体具有多向度的空间意义，在生产、交换和消费领域中，身体与劳动力的区分及矛盾为激进议程提供了可能，劳动力的活力为劳动者改变现状创造了机会。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身体被资本家创造利润的野心所驱使，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出来，其独立的地位被剥夺，成为机器的纯粹附属品和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劳动者为了获得可以用货币购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得不把劳动力作为商品进行交换。这一交换过程理所当然地突破了局部劳动力市场的时空束缚，进入到全球资本积累的空间逻辑和竞争逻辑之中。劳动者作为消费者，遵循资本积累的理性消费过程而得以存活，劳动者的生产和消费则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劳动者的身体继而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所需要的理性消费的场所。劳动者是为了资产阶级的需要和利益而活，生产和消费领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彻彻底底地为资本循环和积累所控制。但也正是这种异化，为劳动者对资本进行反抗和抵制的可能性，从生产、交换、消费或再生产的不同角度给予了充分阐释。

　　身体是个人自我及其身份认同的世界，与时空相互构成，与社会相互建构。它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也因为“内在化身体之中的物质和社会过程的力量以及被赋予身体的变革能力” (1996， p.276)，而成为随时会发生变化的未完成规划。在多重过程的社会生产空间中，身体被资本积累的目标创造出来，同时也被限制、维持并消融其中。身体也是充满无限创造的可能空间，它是开放的和敏感的，劳动者在资本循环过程中体现为“一个政治人-政治学深深植根于其所处的位置及附随的潜力之中”(2000，p.120)。身体的反抗与变革在资本对身体的侵犯与挑战中孕育与爆发，构成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资本积累或许占据了社会生产时空实践和评价中的霸权地位，对身体及其想象力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企图限制身体的欲望与活力。但是身体介入社会生活有自身的目标与想象，并因此获得改变自身的力量。因此身体又并非处于绝对被支配地位，只要存在着全球资本积累，就会有劳动者争取尊严、最低生活工资、政治权利等不同空间规模的解放政治规划。身体的变革能力由内化于其中的物质和社会过程的力量所赋予。这项解放政治的历史使命离不开唯物主义的时空关系性视野，它既是辩证的也是可靠的，需要依赖“协同的及共存性的时空性整体的建设，与社会的、物质实践的、制度的和权力关系的世界保持着积极关系”。(1996，p.290)

　　解放政治构想的空间维度坚持身体并非外在于时间与空间的复杂的多维性之中，身体的政治权力与实践依赖于对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性理解，身体在与流动、多样的外界环境关系中建构起来。只有在关系性的模式中，我们才能理解解放政治的客观意义。倘若身体不能单独地或集体地生产新的空间和时空性，物质地制造与重新制造场所来革命化它们的社会生态和环境关系，那么“自由与解放的政治是不可能推进的”。(2009，p.259)空间的生产在这里不仅仅意味着在绝对时间和空间中生产，而且意味着建构和运用关系性空间，是内化非物质的和关系性的联系以及围绕时空中的团结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可以解放身体自身与其他人的。人的物质必需性与身体依赖性被抛弃之时，也许就应该是身体追寻解放的开始。但这一解放过程不可能发生在时空关系之外，不可能外在于地方生产，也不可能存在于社会自然联系的辩证法之外。

　　在哈维看来，地理学理论自身不可能回答关于解放政治优先形式的任何分析的抑或政治的难题，但它能够为找到充分的回答安排可能性的条件。(ibid，p.260)地理学坚持平实的观点，即孤立的、无固定居所的、不受环境束缚的身体，制造了深刻的误导性的理论命题，这一命题为积极的民主政治构想设置了表面上看起来无法逾越的实践障碍。对于身体抽象的理解，将会把我们别无选择地交给新自由主义政治。没有什么身体是存在于与其他身体的关系之外的，身体不是单子式的存在，而是庞大的社会生命之网中的关节点，是被动性与主动性、个体性与社会性、过程性与动态性的统一体。“劳动者的变革和创造能力总是有可能形成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替代方式”(2000，p.117)，它产生于资本按自己的需要创造并控制劳动者的身体，而劳动者则为自己身体的完整性与尊严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的对立矛盾之中。异化与反异化、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全球的大规模蔓延，说明了“这些变革和创造的能力永远不会被消除”。(ibid)身体能够在解放的政治行动中发挥强大的话语功能与实践功能，而且就身体本身在资本积累动态中所处的位置来说，也是能够被建立团结、恢复尊严、争取权利的道德规范和关键价值所激活的。

　　二、城市：城市权利和城市革命

　　人类在创造自己的身体实践过程中，也共同创造了城市。“城市和城市环境代表了人类最协调的、并且在总体上是他最成功的努力，即根据他心中的期望重新塑造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Park，p.3)人类在构造城市的过程中也重新塑造了自己。因此，关于城市是什么样的规划就是关于人类的可能性、我们自身将会怎么样的规划；要想成为自己命运的建筑师，就需要批判性的反思，对城市被塑造和想象出来的状况进行再塑造和再想象。把人类比喻成建筑师，不仅仅是哈维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劳动过程的辩证法和社会生态变化的动态学的认同，更是他对人类专有的为新的可能性及未来社会生活形式打开空间的“沉睡着的潜力”的确信(2000，pp.200-206)，替代的社会主义解放政治学正是在这一嵌入的、时空的物质实践过程及空间内得到生长。

　　城市／身体的相关性共同生产理论(1996，p.278)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从身体到城市进行解放政治的空间构想如何可能。问题的起点是怀特海的身体“共与性”(Whitehead，pp.98-99)；身体取决于时间和空间的定义，共与性使得身体成为了解周围世界的出发点。时空的生产不可避免地同身体的生产联系起来，身体与城市之间的构成关系和相互决定的关系也由此揭示出来。城市不仅仅把各种不同的身体有序地联系与组织起来，把具有差异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成为人类身体社会地、性别地和话语地生产出来的条件和环境，更重要的是城市是人类身体的想象、欲望、权力的独特产物和焦点，它是“一种政治、社会与物质组织形式——如同身体政治——是未来好社会的基础”。(2003，p.64)现代化、资本积累和空间整合过程让人类在建立了对城市空间的理解的同时，也建立了对自身的理解。因此，城市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人类政治身份建构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深深地嵌入到资本积累的宏观过程之中，身体实践在对抗压迫、争取正义的身份认同及政治选择中异质性地、差异性地发挥作用。

　　关于城市政治经济的崭新的批判性话语，强调厘清资本主义城市的具体地理实践和理论意义的努力，根植于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资本主义阶级建构的具体历史地理之中。城市空间由人创造，并且从居住于其中的人们那里获得自身的特性，人类也逐渐将自己的特性施加于生存环境，并尽其所能地改变与调整，使环境满足他们的需要并体现他们的价值。人们在创造和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他们所居住和工作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可以看到在城市化的变化过程中，经济、人口、社会和文化力量在城市空间中的不断相互作用，进而形成多样的城市发展模式，也导致城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社会进程和城市空间形式的错综复杂的图景。这些复杂的、相互交织的图景，不可避免地体现在时代主导性的政治问题上。资本主义经济的空间生产产生了阶级关系的再联盟，这些阶级关系的再联盟越来越按空间和结构划分界限，由此带来阶层秩序的隔离、集聚。空间模式与道德秩序是环环相扣的，空间生产布局背后隐藏着无形的、阶层的道德距离，还有身份认同差异、种族歧视、阶级冲突、政治骚动。伴随着资本、财富、权力和福利在大城市的集中和极化，新的阶层空间分离为城市中各阶级对抗与冲突的利益斗争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外，随着资本空间流动的加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分散，不同过程的经济增长和衰退，以及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持续转变重塑政治景观的过程，空间经济重构引起了政治的持续紧张。

　　城市是通过社会物质空间实践创造的复杂社会关系之网，城市化的历史地理描绘了一幅城市化浪潮带来的不平衡发展图景。每个城市受各种社会问题的困扰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城市乌托邦的灾难几乎让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陷入绝望的深渊。财富与权力的地理悬殊加速形成了长期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城市景观，受消费文化、科技幻想、贪婪资本积累的纠合所控制的城市呈现分裂与碎片化，城市的多样性及居民归属感丧失，城市文化以及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坚实基础的情感结构被毁灭。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持续不断的、长期的对城市空间形式的重组，带来了贫困的空间聚集、大都市的无序膨胀、营养不良和慢性病、生态恶化与人口过剩、社会隔离、失业、犯罪等城市难题，资本积累与循环的因果关系强化了财富和权力在空间上的差异。

　　城市的命运越来越依赖资本积累，受控于金融资本、房地产开发商与投机商的摆布。城市史无前例的空间扩张也使得支撑它的生态系统处于崩溃边缘，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生活在一个普遍紧张的城市世界中，这种紧张是人的感性与人建立的社会关系的对立，也是威胁身体空间的失序、不确定、倦怠与争取城市的健康、秩序及福祉需求与想象的对立。城市化是时空关系革命的历史地理结果，它改变了人们以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因此，需要从全球资本积累动态中的内在矛盾去理解创造性的破坏，在不断转变的时空视野里理解城市空间散裂带来的混乱与不安，重新思考植根于城市政治经济斗争的社会行动的广泛前景。要追求城市的可持续以及城市文明，使城市显现其在政治、科学和文明历史中可能具有的全部意义，使城市能够相对轻松地行走在维持它们并从生物区域上得到定义的生态系统中，为“城市居民规划一个更加幸福的未来”(1996，p.407)，不仅需要将倡导新生活方式的城市美化方案与城市改革运动看作激进计划的重要因素，更需要摒弃僵化的空间思维方式，利用打破空间和时间障碍的创新所提供的一切可能性，在“城市重写本上规划和建造下一个层次，既满足未来的需求，又不会破坏先前产生的一切”。(ibid，p.417)

　　城市化需要被理解成一种或多种过程，“它把各种空间化的永恒性结合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混合物”。(1996，p.419)反资本主义的呐喊与斗争存在于城市不平衡时空发展的空隙中，因此，解放政治的城市构想是一项“反对僵死的空间化城市形式”(ibid，p.436)的批判地理学的空间规划，需要面对城市化过程创造出来的空间结构的物质嵌入性与社会过程的流动性之间永久的对立，争取推进在社会上更为正义和政治上更为自由的城市生产的时空布局，也需要创造“一种异质性政治和贯穿当代城市化生活之多元时空性的公共领域”(ibid，p.426)。城市需要顺应多元性、移民运动、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政治宗教和价值的异质性，异质性空间是新的和更适宜的城市社会关系繁荣发展的温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在探究新城市过程和城市形式的可能性时，也需要承担起自身义不容辞的激进政治学任务，将深嵌于城市空间、时间、地方和自然过程中变革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哈维想要建构一种理解城市化世界的“必要诗学”(ibid，p.438)，这个“必要诗学”既是人类发展的生物学轨迹，也是文明的章程和包容地理异质性差异的政治学。“必要诗学”的话语集政治想象力与革命激情于一身，能够引发城市革命，点燃城市文明。对于人们来说，关键是要学习如何使适合自己时代和地方的诗学在各种情境中发生作用，勇敢面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最重要的社会生态困境，以便通过集体行动来塑造朝向社会主义目标的历史和地理转型的社会生态过程，这一过程将是一个持续的社会环境变迁过程。在哈维看来，解放政治在城市空间与城市化过程中意味着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争取城市权利的漫长革命，这个革命应该把探索和建构替代性的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作为长期目标，尽管必须通过短期的和往往是以地方为基础的运动和行动来实现革命的目标。(ibid)

　　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私有财产和利润率占压倒一切的优势的时代。人类在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不断努力，但似乎无法挑战霸权自由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的逻辑，或是合法性与国家行为的统治模式。人类权利已政治地和伦理地迈向舞台中心。作为人类权利一种类型的“城市权利”(2008， p.23)，是依赖集体力量通过改变城市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权利，它更多的是一项普遍的权利，是改变世界必须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劳动力反抗的解放政治策略的核心。在哈维看来，城市化已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中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吸收的重要手段。(1985，2010)过度积累资本的吸收的空间特殊性，以及依靠空间生产和商品流动产生的被创造和被生产的空间和地方的本质，使其成为城市空间积累动力学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资本与国家参与的结合中孕育的投机性，生产和虚拟资本循环在房地产市场语境下的信用体系中的结合，造就了房地产市场和城市化灾难的动力学，而且阶级和种族偏见也不约而同地被卷入其中。环境退化、社会再生产的成本、持续的城市住房市场的掠夺性实践，使得城市完全丧失了就业前景，城市生活品质极度下降，对城市环境和城市生活福祉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哈维认为，“现在的危机与从前相比，更多的是一场城市危机。”(2011，p.11)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和郊区化复兴经济，其实是野蛮的城市空间实践方式。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巩固了从金融体系中获取巨额财富的剥夺性积累的巨大领域，也使得城市化进程和流向不同工人阶层的收入流一样，产生了不平衡发展的复杂的地理构型。城市危机在今天的尖锐表现，恐怕集中在城市大多数区域活跃的房地产牟利行为这一剥夺性积累的独特掠夺形式带来的弊端与问题之上。

　　城市化产生了一个高度差异化的马赛克社区和互动空间，这些空间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竞争和冲突。城市化对于资本主义的存活至关重要，因此必将在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中成为重要的中心，但需要通过跨国区域的混合空间生产逐步消除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城市权利意味着控制整个城市化进程的权利；它不是专有权而是集中的权利；它不仅包括建筑工人的权利，也包括那些给日常生活再生产带来便利的人们的权利；它旨在从支离破碎的社会空间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中寻求统一。需要把城市权利作为工作口号和政治理想，因为它关注谁控制城市化和剩余生产与使用之间的必要性关联这样的问题。如果被剥削的人们想要夺回被长久否认的城市权利，构建城市化的新模式，那么城市权利的民主化，以及通过更为广泛的社会运动来增强这一意愿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城市生产者必须起来反抗，并且重新索回他们集体地生产出来的城市权利。城市生活的转变，尤其是城市化生产中阶级关系的废除，将成为走向反资本主义过渡的路径之一。有许多公认的争取城市权利的组织形式在城市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工人中心和区域工人集会到在政治领域关注焦点中带有目的的联盟，比如城市权利联盟，排斥工人协会，以及其他不稳定的劳动组织形式。(2011，p.11)在这一点上，哈维认同列菲伏尔的观点，即认为革命必须是城市革命。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构成了解放政治城市空间构想的核心策略，蕴藏在其中的追求城市新秩序的精神内涵着政治的承诺，也是人类实践所揭示的在具体的城市空间地理学中寻找解放政治的更为坚实的基础。

　　三、全球化：基于差异、地方的世界大同

　　全球化这一术语本身承载着政治含义，对于传统左派或社会主义政治学而言，它是一个陷阱和一种坏的征兆。从地理学或空间视角来看，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历史地理事件，它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空间的政治规划。全球化在创造新世界的同时，带来了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威胁，也带来国家发展与政治主题的深刻变化。全球化代表着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品质，通过空间修复即地理上的空间扩张、重组和重构，让新的地域空间吸收剩余资本，加速其资本积累与流动，建立新的充满活力的积累中心，最终实现资本增殖，由此剥夺性积累便蔓延至整个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宗教与语言、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环境等等，都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强烈地驱动着。而作为自由市场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积累和利益输送的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的逻辑与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延伸，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损害和消灭了劳动身体及日常生活的整体性与完整性。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核心原则的私有化的全球浪潮，为资本积累在迄今为止被视为利润不可能到达的区域打开新的领域，公共设施、社会福利供给、公共机构甚至军备和环境都被私有化，结果就是全球的环境资源耗竭，人类生存环境由于自然的大规模商品化而严重退化。在投机和欺诈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操控之外，有一个更深层的过程使债务陷阱的兴起成为剥夺性积累的主要手段。“危机的产生，管理以及全球范围的操纵，逐渐发展成为财富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的协商分配的艺术。”(2009，p.70)新自由主义制造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是显而易见的，而它运用不平衡地理、人类的和生态的发展作为推进其自身世界规划的普遍性的方式则是隐蔽的，而且它所谓的世界规划的普遍性，除了增强自身阶级权力的统治形式之外，与整个人类福祉没有任何关系。不平衡地理发展不仅仅是世界舞台上新自由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它的驱动力量。资本主义在一个高度全球化了的世界中将面临整体性的系统失败。

　　全球化既带来了差异与冲突，又带来了休戚与共的全球命运和全球行动的要求。“全球化问题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缘政治方案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2000，p.68)人类解放的前途和命运其实蕴含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与危机之中，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斗争深深内嵌在资本积累内在的时空动力学之中。全球资本主义表现出的不平衡特质、民族解放的斗争，以及为了争取民族能够作为反映种族认同或宗教归属的有凝聚力的国家形式存在的权利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中都不应该被忽视。它们不是彻底地独立于剥夺性积累过程之外，也不是与时空中资本积累的一般动力学相分离。因为资本积累导致地域阶级联盟的形成，某种区域性的生产以及地缘政治的对抗，所有种族、宗教认同与自治范围内的斗争都是相互交织的，并且结合了所有的力量。在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环境中，空间问题不再是地理学家的专利，而是与解放政治主题紧密相关，它是理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重构解放政治的关键词。在全球化的历史地理轨迹中探索进步的解放政治学，就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承认阶级斗争合法性，探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空间政治规划。这种解放、平等和自由，并不是美国在全球化视野下建构新世界秩序的政治经济法则与实践。美国所宣称的解放与自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霸权的突出表现，也是其推行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基本价值支撑，它不是人类精神的普遍价值。在全球化世界中，世界大同的道德或许可以作为世界存在的一种新方式，就像对于理性的政治审思来说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全然不同的教育结构一样，因为“康德的世界大同对于全球民主和治理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视野”。(2009，p.11)

　　在哈维看来，解放政治的构想需要地理学知识的批判性建构，需要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不平衡地理发展进行反思与规划。“关于空间、地方和环境如何生产出来，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后果的足够的地理学知识，是政治解放的必要条件”。(ibid，p.272)如果没有空间的视角，没有关于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足够知识，那么我们注定会以糟糕的并且错误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无处不在的全球贫困与环境退化(ibid，p.10)，解放政治中蕴含的批判与反抗力量也会因此堕落为对绝对秩序和霸权的顺从。世界大同是普遍性与地方性的有机结合，表达了一种“统一的对抗政治”，或是“激进的对抗政治”(ibid，p.74)，它的实现需要头脑中的进步目标。普遍性似乎尤其能在诸如气候变化、人居环境破坏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上发挥良好的作用，但若考虑到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实践的多样性的话，就会发现它在人类权利领域产生的结果可能会带来更多问题。新自由主义化与对普遍性、伦理原则和人类权利之间锻造的批判性关联应该提醒我们，人类权利领域不应该被抛向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唯一的路径并不是诉诸法律，而是积极参与到斗争之中。哈维认为，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关于哪种普遍性和哪种权利更重要的斗争，而且是关于普遍原则和权利概念如何能够被建构起来并被植入到法律之中的斗争。如果新自由主义下的阶级重建使一组独特权利的强加成为必要的话，那么对于强加的反抗则使得为争取完全不同的权利的斗争成为必要。(ibid，p.75；2005，pp.175-182)当然，这里的权利更多的是指集体权利和社会团结，而不是指个体权利。在所有的普遍性索求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和应对地理学的、人类学的以及生态学的差异。哈维认为，康德意识到这些差异导致了地方真理、法律、习俗、环境需要甚至是民族特征的建构，它们很难与权利、正义、解放与自由的普遍宣称相一致。(2009，p.76)这也是世界大同必定要遭遇的问题，即如何解释和应对有着阶级分层、多元文化、争取民族或种族解放的运动、认同政治的不同形式，以及其他所有人类学、生态学和地理学差异特征的世界。

　　哈维认为在解放政治的构想中，关键的问题在于世界大同必须批判性地参与到将排他主义的需求和地方参与转换成反抗新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策略的普通对立语言这一任务中，因为新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策略是当前所有危机与问题的根源。(ibid，p.97)但是，这种转换需要我们对空间和地方建构的地理原则如何与世界大同规划的实际展开相关联有更深层的理解。世界大同需要有清晰的地理学或人类学基础，它以某种方式结合了对有着令人注目的普遍原则的地方差异的尊重，需要有时间尤其是空间的维度。空间维度包括思考阶级、种族和其他差异如何在社会空间结构比如富人与穷人集聚区中具体化，这种社会空间结构能够通过人类社会化过程的隔离使差异永存，当然也是解放政治构想的现实政治环境。优先的道德和知识承诺需要我们帮助彼此发展一种从属的世界大同，这种世界大同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当前行动中的反霸权的社会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正在全球系统中为激进的变革带来相当的政治能量。这样的世界大同也能够通过差异的政治学生成解放理论和政治。(ibid)这将我们带回到地方的和嵌入的真正存在的世界大同之中，帮助我们认识到它产生于其中的真实的历史和地理语境，并且不会忽略将其议题多元化及特定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全球战略而言是致命的前景。地理学理论可以帮助释放政治能量和政治想象，来满足特定的社会生态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哈维是想通过一种类似于本体论建构的努力，为解放政治的构想打开一条可能的通道。对于旨在推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的人来说，其实践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是建立在对于历史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的确定知识和丰富理解之上的；若没有这种本体论基础，我们不仅不能理解周遭世界，渐渐抹去对普遍正义的世界性追寻，而且将放弃革命政治的所有可能性。相反，如果地理学知识不断经过我们的努力被批判性地反思的话，那么它就能够被重新生产出来，并且与我们的政治抱负相一致。

　　四、结语

　　身体、城市和全球化是哈维解放政治构想的三个空间维度，无论是作为积累策略的身体，还是作为代表公正、统一和友善的秩序的埃迪里亚①，抑或是作为世界大同的普遍伦理精神，我们都可以看到哈维在全球化、城市化、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的多重复杂背景下，面对身体、城市与全球化、碎片化、僵死化的危机，坚持一以贯之的资本空间批判逻辑，试图用总体性视角为资本主义社会寻找一种替代方案。从身体理想开始，之后放大到城市，进而扩展到整个全球化的解放政治的空间规划，承载着历史、空间与文化的责任和探索、批判与想象的精神。解放政治既是人类本质固有的特性，同时也表达了特定的诉求。解放政治的旨趣是多元、丰富的，包含生态、文化、生活方式、尊严、价值等不同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哈维的解放政治包容了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哈维的基本姿态是积极坚守解放政治的乌托邦理想，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从空间角度描述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势态所共同塑造的多重社会后果，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动力角度把空间生产视为构造性要素，解决空间受传统权力困扰的难题，使之朝向公正、平等和尊严的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发展解放政治学。作为改革促变策略的解放政治，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教会我们如何探求现实矛盾中解放的潜能，如何将行动纲领与空间想象整合起来，乐观地面对充满无限可能空间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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