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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性别话语的表达与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并且一直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和争议。性别话语的研究并不同于简单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研究，而是注重于对文本中所渗透的性别意识的探讨和思考，展示“性别”这一话语在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被阐发，解释乃至接受。性别话语的提出无疑拓宽了新的研究空间，沟通了性别意识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作家内心深层性别意识的萌动与延展。

　　一、晚清和五四的文学：性别意识的初次苏醒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男性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文学作品中一直张扬和体现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女性的主体意识可以说几乎完全被遮蔽起来，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无论是从最早的《诗经》、《楚辞》，还是到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在颂扬“明君贤臣，武将谋士”，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文学是“男性文学”。而到了晚清时期，戊戌变法提倡“贤妻良母”的女性观，赞扬以“姿色”救亡的女杰，倡导“兴女学，废女足”；辛亥革命则提倡“天下兴亡，匹‘妇’有责”，要求女性为中国的救亡图存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两次运动可谓打破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观念。尽管这两次运动未能使女性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但与以往的女性观念相比，可谓是一种进步，正是这种进步的女性观才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性别意识的萌发，使文学不再仅是一种“男权文化”的产物。

　　女性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应该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女性解放”与“个性解放”在五四文学中可以说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较于晚清的女性观，则意味着女性主体意识真正觉醒，女性的独立人格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关注。正是在这种文化观念和文化运动的烛照下，涌现出一批知名的女性作家，如冰心、庐隐、凌叔华、石评梅、苏雪林、冯沅君等。她们的文学作品试图通过强调女性的社会责任感来摆脱传统观念中对于女性异质、弱质的指控，使女性获得做人的资格和权力。冰心的《两个家庭》借助婚姻爱情题材，通过发掘女主人公在男性世界和家庭中如何去寻找自己的真爱，表达了女性应该建立起自己独特个性价值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冯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中的“女学生”不甘于母亲为自己安排的婚姻，勇于逃出封建家庭的牢笼；庐隐《海滨故人》中的五位女学生在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命运选择，对自己婚姻和爱情的坚持。这些“逆子”与“逆女”都是从封建父权制的家庭中出走，是对“传统父权”的反叛，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及封建文化的背离，而这种行为也迎合了五四“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时代主题。

　　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具有人之主体精神的女性意识，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女性自我的生命本质以及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尽管这一时期关于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相对粗浅幼稚，但它却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完成了女性由“物”向“人”的转变。但是这批女性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大都是母亲、女战士和女神，而母亲、女战士、女神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女性，“无暇、无私、无欲的女人，那都是被男性的神话，被男性霸权所制造出的伪女人[1]”。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性别意识只是处于一种苏醒的状态，而并没有完全发出女性自我的声音。

　　二、50—70年代的文学：民族国家主体意识的介入

　　所谓民族国家主体意识的介入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就像是一只有形的手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进行指导干预。在50—70年代的意识形态运作下，妇女们走出家门，取消家庭中贤妻良母的身份而成为社会建设的参与者，但这并不是性别的解放，而是国家权力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大面积渗透。十七年文学的特点相当鲜明：“一是文学作品的政治性相当突出，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二是英雄主义色彩浓厚[2]”。正是由于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女性意识已经随其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而得以凸显，最为常见的书写方式是“女性意识披上了雄性的外衣，女主人公都被塑造成英雄[3]”。而“改造+恋爱”的叙事模式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不同于30年代的“革命+恋爱”。“改造+恋爱”叙事模式的男主人公多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女性则是投身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的关系，男性往往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而女性则以无限敬仰的姿态接受男性革命权威的引导，将他们看成自己的“精神之父”。《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与“卢嘉川、江华”的恋爱，她就是将他们看成自己的革命导师，以崇拜者的身份爱着他们，《创业者》中的“徐改霞”拒绝了高中毕业生“郭永茂”的追求，爱上了贫农出生、坚持集体发家致富的“梁生宝”。在这种题材的作品中，女性往往成为男性生活上的依附者，革命道路上的跟随者。这种恋爱模式的形成是受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民族国家主体意识的介入，使这些“革命战士”成为民族国家的镜像，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众多女性的革命导师。在这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中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的精神地位变得十分的空洞，女性形象的自身意义也变得苍白无力，致使女性的自我意识被时代同化，“女性的性别认同发生错位，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成为不具有丰富人性的中性人”[4]。

　　因此，通过对这种文学形式的解读，这一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致使个人的主体性消失，国家的主体意识得以张扬，女性的性别意识被遮蔽，陷入雄性化的“男性”处境。但是十七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没有走出男性文化的藩篱，“在男性文化的关照下，她们并没有完全成为泯灭女性意识的‘铁女人’，没有成为赤裸裸的性符号”[5]。王东明在《浅论“十七年”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意识》[6]中认为十七年的女性小说包涵“女性与战争”、“女性与家庭社会”、“女性与母性”、“女性与爱情”[7]四个主题，在各主题范围内可以看到女性意识或显或隐的存在，以及女性作家对于自我的执着追求，他通过对《百合花》、《红豆》、《好大娘》这些所谓偏离“时代主题”文本的分析来思考女性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经历，同时挖掘出那些被时代洪流所淹没的独特女性的自我意识。

　　三、新时期的文学：个人主体性的认同

　　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叙述主体由民族国家向个人位移，但并不是简单地抛弃前者，而是将民族国家主体重新置于个人主体之中，所谓的个人主体认同就是指主体身份认同感，它具体表现在个人性主体身份的自我建构中。个人主体身份的认同打破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对于男女两性主体富有时代性和政治性的身份界定，重新确立了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别意识，使男性不再是民族国家的化身，使女性不再成为时代的英雄，男女两性的主体意识得到了重新确认。

　　进入新时期之后，呼唤思想启蒙和人性解放的潮流再次掀起，被压抑十几年的女性意识再次复苏，女性写作迎来了它的第二次高潮，出现了老中青作家四世同堂的局面，从张洁、堪容、戴厚英到王安忆、铁凝、舒婷再到池莉、残雪、陈染、林白、海男，“她们以或传统、或理想、或先锋的写作方式，探讨女性生存中的各种困境[8]”。舒婷在1979年发表的《致橡树》中借抒情女主人公表达自己独立自由的爱情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充分体现了现代女性独立平等的性别意识和人格尊严；“张洁的《方舟》和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揭示了在男权文化控制下女性主体意识所遭受的困难”[9]；方方、池莉的后期小说从极其平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女性内在的心理世界，以真实的笔触走向女性本体，去感受女性的内心世界，展现女性独立的自我意识。这一时期的性别话语突破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束缚，男女两性的性别话语再次萌发，而作家们也通过多种的文学样式和叙事技巧来彰显女性的自我意识。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以陈染、林白、海男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她们通过女性自我身体的独异书写来抵抗被书写的历史，阐释女性作为一个经验主体的本相，挑战男权文化，建构女性自我。她们以女性的敏感和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从内在的角度细致地揣摩都市各人物的心态，以社会时代的变迁来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私人化写作是中国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经历来建构女性文学，体现了女性作家力图摆脱男权话语的束缚，是对女性自我本身的解救。

　　十七年文学作品，大多数都是按照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和男性作家的写作愿望来建构女性自我，女性往往成为被“关照”的对象。而在90年代的这类私人化写作的文学作品中，女性作家们开始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以自我的眼光来看待女性的生存处境，以自己的身体为写作对象，在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中来展示女性的自我意识。虽然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写“自恋”、“同性恋”情结，但这是对这一时期女性所特有的生命经验、情感经历的展示。文学创作开始由外在世界转向女性自我的世界，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反抗专制男权的基本手段，“在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里自由地表达，拒绝男性参与，争夺女性的话语权，张扬女性的主体意识[10]”。

　　结语：性别话语的接受与阐述是一个宏大的过程，它一直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它并不同于单一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它将性别这一话语注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读本中，探讨“叙述、性别、权威”三者之间的关系，注重对文学作品中所渗透的性别意识的探讨和思考，展示“性别”这一话语在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被阐发，解释乃至接受，以不同的社会历史为具体背景，建构性别话语的解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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