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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抗战、全面的抗战，是自1840年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奴役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危亡到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在全民抗战中，全民族抗日教育如火如荼，在抗战烽火中弦歌不断、薪火不绝，为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抗战初期，“亡国论”暗流涌动，“速胜论”笼罩一时，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究竟如何?根据中日两国的特点和国际形势，毛泽东认识到战争的长期性，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著名论断。为了坚持抗战，最终赢得抗战胜利，教育必须为长期战争服务，必须唤起民众，必须为抗战建国准备各级各类人才。教育不仅要考虑抗战胜利的需要，还要考虑到战后建国的需要，这为抗战教育提供了方向。

　　(一)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教育要为抗战服务的主张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了教育要为抗战服务的主张，把国难教育、国防教育转变为抗战教育。中共中央1937年8月25日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明确提出了“抗日的教育政策”，号召进行“三实”教育变革：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义务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指出了“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之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全民族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各根据地、边区政府具体实行抗战教育的四大政策。

　　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教育政策的指导下，创建了干部教育与群众教育、普通教育相结合的新型教育体系。“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有计划地培养培训抗战干部，就成了“战斗任务”。为了教育老干部，使他们理解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适应抗战新形势，同时，为了争取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为抗战服务，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仅党中央直接领导的高级干部学校就达17所，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等。其中，抗大总校办学9年，共毕业了8期学员，共29072人。“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根据地到哪里，抗大就在哪里扎根。抗大先后创办了12所分校，共培训出十万余名军政干部。“培养一批，输送一批”，学员们“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干部教育为抗战胜利和建国复兴培养了大批的抗战建国人才。

　　群众教育和普通学校教育也为抗战建国服务。群众教育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培养具有民族意识、有胜利信心、有战争与生产所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的抗日国民。中小学教育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各抗日根据地因地制宜，采用正规的中小学与不正规的村学、识字组、读报组等多种形式办学，根据群众自愿原则组织文教工作，实行“民办公助”。有些根据地颁布一系列的法令，如《中学法》《小学法》《小学教员任用及其待遇条例》《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等，动员、保障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条件更危险的游击区，广大抗日师生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式开展抗战教育，抵制奴化教育。有的准备两套教材，轮流站岗放哨，敌来则应付，敌退则恢复;有的则在地道中坚持教学，宣传抗日。

　　(二)国民政府实施战时教育体制

　　面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教事业的破坏，国民政府为保存中国教育的命脉，实施战时教育体制，采取了四大举措：

　　一是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入内地。为保存中国教育的命脉，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东部高校西迁问题。9月2日教育部下令各校内迁。1938年专门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具体负责高校内迁工作。中国开始了近现代最大规模的教育内迁。北大、清华、南开先是迁往长沙，后再迁云南，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师生转移至西安，1938年再迁至陕南城固、南郑等处，组成西北联合大学。整个抗战时期，全国114所大专院校，有77所内迁。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的中级知识分子得以转移到大后方，“保存了民族的知识力量和控制了对敌作战的教育制高点。”

　　二是创办国立中学，接收沦陷区流亡学生。沦陷区许多中学被迫停办，师生四散，流亡内地。国民政府教育部改变了以往无国立中学的办学体制，在内地设立临时国立中学，专门接收沦陷区流亡学生。1938年2月，教育部颁布《国立中学暂行规程》，正式设立国立中学。1939年国立中学共34所，主要分布于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青海、宁夏、绥远、安徽、湖北等地。

　　三是设置“教育指导区”，开展反奴化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了《沦陷区教育设施方案》。设置“教育指导区”，联络、吸收敌占区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1938年，沦陷区9省4市设置了50个“教育指导区”，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1939年正式成立“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1940年，国民政府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

　　四是设立贷金制，救济困难学生。由于战争，在大后方的很多大中学生失去了经济来源。为救济困难学生，1941年教育部规定，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1943年又出台了新办法，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在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三)民主教育人士积极为抗战教育服务

　　众多民主教育人士为了全民族利益，在抗战前后奔走呼号、身体力行，积极为抗战教育服务。陶行知把生活教育发展为国难教育和战时教育，提出普及生活教育运动四大任务。为配合全面抗战，他提出了“我们要有全面的教育来配合，以促成全面地抗日战争。”他推进生活教育实践，他收留难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为整个民族利益造就人才。晏阳初领导平民教育社，在湖南、贵州、四川等地继续进行平民教育，提高民众的抗日救国觉悟和素质。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在西南地区建立了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民主教育人士以抗战教育作为抗战救国的伟大事业，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抗战教育是动员人民、教育人民、组织人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道路。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作了经典的概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塑造了民族的灵魂、启迪了民族的智慧、振奋了民族的力量，为抗战建国和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解放贡献了独特的力量。

　　(一)抗战教育是塑造民族灵魂的教育

　　抗战教育是民族的教育，是全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教育。在教育对象上，包括除了少数汉奸之外的所有中华儿女;在教育内容上，首先是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唤醒民族自觉、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民族凝聚力的教育。这一教育过程，也是塑造民族灵魂的过程。

　　所有的学校都是抗日基地，都是抗日的种子，都是民族觉醒的发动机。学校的这种功能发挥得益于教育者的自觉。梅贻琦劝勉西南联大师生：“一个民族，他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基础教育增加了抗战内容，在小学国语课中增加抗战故事、战争消息，音乐课教学生唱爱国歌曲。这有效地提高了学生们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

　　在高校师生们自觉地唤起民众的抗战教育活动中，东北大学具有典型性。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全校师生拒绝日本人的诱惑，南下办学，成为抗战中第一所流亡大学。流亡与斗争之中，这所以抗日之名诞生的大学，爱国主义的种子已然生根发芽。师生们用墙报、油印小报、演讲、读书会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在东大师生的影响下，学校所在的三台县成立了“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以城区大中小学师生为主体的20多支宣传队，到各乡镇教唱《松花江上》等歌曲，演出街头剧宣传抗日，散发《抗日读本》，为购买军机募捐。在根据地，冬学和民校成了动员群众投入抗战的场所，使得民众认识到抗日胜利不可能自动到来，而是需要全民族英勇奋斗得来。

　　通过抗战教育，不仅提高了全民族对抗战的认识和抗战必胜的信心，而且中国民众经过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洗礼，深刻地认识到在家、党之上，还有国;认识到中华同胞是生死相依的，生则同生、亡则同亡，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塑造了国民精神，不仅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也为创建伟大的现代国家和伟大民族复兴创造了前提条件。许多地方出现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场面。埃德加·斯诺在陕北不仅看到了指挥员和战士们的民族气节和抗日决心，也看到了普通民众和少年儿童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人们觉得“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再吃苦也不算苦”。沦陷区的师生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反奴化教育，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人人参战、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是和抗战教育对民族灵魂唤醒的伟大作用密不可分的。

　　(二)抗战教育是启迪民族智慧的教育

　　抗战教育是科学的教育，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教育。在教育教学组织原则上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在教育内容上是注重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教育。这一过程是启迪民族智慧的教育过程。

　　因地制宜、统筹谋划的科学决策是抗战教育的重要特点。在日军轰炸平津高校，国民政府谋划内迁之时，根据各高校不同的特点，将同质性较高的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以保存文脉;将三所异质互补的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组成联大内迁西北，以适应振兴西北教育开发西北的需要。各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创新出了各式各样的办学形式，如各种识字班、识字组、冬学、青年夜校、民校、夜校、个别教学、炕头教学、送字上门、巡回教学等形式，“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如火如荼地开展群众教育，以提高民众素质，启迪民族智慧。

　　在教育教学方面，根据不同的教育目的，设置不同的教育类型，进行不同的课程和各具特色的教育教学方法。干部学校的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主，选择最必须、最主要的课程，如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国问题、战略战术、测绘、射击等，不求样样俱全，讲求少而精。民众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密切结合生产实际和生活实际，教材可以根据群众需要自行编写，教学方法也有所改进。抗战凸显了现代科技的重要性，抗战教育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中共中央1939年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为了大力培养新的科技生力军，于1940年以自然科学研究院为基础创办自然科学院，为抗战救国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南联大在艰难困苦之中，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继续开展科研、教学。教育部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专拨经费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期间还选拔了1566名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彭桓武、屠守锷、郭永怀等8人。陶行知在育才学校讲，要学习科学，帮助创造科学的新中国。整个中国必须受科学的洗礼，方能适于生存。抗战建国的大业，都要靠科学的力量完成。科学的教育启迪了民族智慧，为抗战建国贡献了大量人才。

　　(三)抗战教育是振奋民族力量的教育

　　抗战教育是大众的教育，是为占人口80%以上不曾受过教育的工农大众服务的。把一个处于日寇疯狂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一个独立国绝不是少数人所能成功的。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没有受教育程度与民族觉悟的提高，大众就不可能积极投入抗战。大众的教育也是实现抗战教育的基石，必须靠着科学的教育得以实现。

　　抗战教育从教育制度到教育内容，从教育形式到教育方法都要符合人民大众的教育需求。小学写作课教学生写抗战标语、路条、墙报，自然课教学生防空、防毒常识，地理课教学生绘制战区地图。民众教育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边区和根据地发展进步文化的力量，团结一切抗日的、民主的、自由思想的文化力量，兼容并包，创造性地使教育事业大发展。在国统区，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用作初等教育经费，后来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通过国共两党和民主教育人士的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正规、非正规学校教育以及积极创办民教馆、阅览室、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在烽火中中国教育事业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有所发展。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41年，边区已经办了5800多个识字班和识字组，吸收了将近4万人扫盲。使扫除文盲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晋察冀边区，仅据48县统计，1938年时小学4898所，学生220,460人，到1945年几乎村村有小学，各县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达70%以上，有些县达到90%。山东根据地1941年时小学有1万多所，学生40万人。到1945年时小学已发展到25000所，学生170余万人。广大国民具有了基本的读写算能力和防空防毒的知识。仅就国民政府《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数据而言，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也有很大的发展。学生数由1937年的谷底逐步恢复、发展。

　　发扬不屈的抗战教育精神

　　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中国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在特殊时期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教育精神，创造出卓越的教育成就。抗战教育精神是特殊的时代精神，更是我国教育宝贵的历史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不屈的抗战教育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教育强国之梦而努力奋斗。

　　我们要学习和发扬先辈兴学强国的抗战教育精神。在国难当头的时节，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时刻牵挂国家民族命运，在雪耻强国、学成报国的意念激励下，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组建西南联大、西北联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兴学强国的精神风骨。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成为国家建设的领军人物。抗大培养出十万余名德才兼备的干部，他们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石。

　　我们要学习和发扬先辈共赴国难的抗战教育精神。“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正如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校歌所强调的，民族危难之时，学校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许多爱国青年投笔从戎，踊跃从军，挺身卫国。西南联大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据当时校方记录，每100名学生中就有14人为保卫祖国投笔从戎，其中还有牺牲的烈士，而在后来的“国立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上，列名者832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抗战后期，某政党在国统区发起、由三青团主持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应征，经过训练后编成的青年军一部分充实到中国远征军中，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各地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投奔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毅然挺进敌后，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一切。流亡在大后方的师生靠着这样一股精神动力，把教育坚持了下来。

　　我们要学习和发扬先辈和衷共济的抗战教育精神。西南联大刚成立时，曾定常委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一年一轮。张伯苓将权力委托梅贻琦，蒋梦麟也以为西南联大外事为由将最高权力让给梅贻琦。这反映了三位校长从大局出发，自觉维护集体利益的团结意识。正是三位校长的精诚合作与相互信任，才使西南联大的教育成绩在今天熠熠生辉。当时西南联大的总教务长郑天挺教授也认为“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西南联大教师之间也在工作与生活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共同克服困难，致力于学术救国。1938年10月，为躲避空难，华罗庚一家迁往昆明，无处落身，闻一多伸出了援助之手，邀请华罗庚与其同住，共度难关。西南联大在滇八年，三校精诚团结，弦歌不辍，三校能够克服矛盾，求大同存小异，始终立足大局，谋求长远发展，这是抗战时期团结精神的一个缩影。

　　我们要学习和发扬先辈因地制宜、创新办学的抗战教育精神。抗战时期，徐特立主张教育工作者“发挥天才，大胆创新”，共产党明确提出改造过去旧教育，建立和发展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教育，提出必须实行抗日教育政策，即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如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其次，开辟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相配合，形式多样灵活的教育格局，是中国人民战时教育的独特创举。可以说，依靠自力更生，创新办学的开拓精神，开辟在战时之乱、危难之际坚持办教育、办好教育的新道路，是抗战教育精神的独有特色。

　　我们要学习先辈艰苦创业的抗战教育精神。抗战时期的学校为远离敌人炮火，躲避敌机轰炸，大都设在偏远地区的穷乡僻壤，学习和生活环境很差，只能是因陋就简，勉强维持。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庙宇和空旷柴房，再添盖若干茅房草棚，作为教室或宿舍。西南联大迁昆后，师生生活困苦，教授的薪水发放不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或外出兼课，或凭借技艺挣钱，摆地摊、卖文稿，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保证科研教学顺利进行。抗大校舍更为简陋，教室墙上涂块墨漆做黑板，座位大都为土砖，课桌也是在两座土台上搭块木板。对于抗大的办学条件，毛泽东用“四个没有”概括：“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

　　抗战教育精神薪火相传，与祖国共奋进弦歌不辍，对当前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仍有重要启示：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放弃教育，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的教育，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要探索多形式的办学机制，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培养多样化的人才，并使之成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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