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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阿多尔诺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或后现代主义的?这是阿多尔诺哲学研究中争论得最激烈而又始终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人们提出这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不单单是为了给阿多尔诺哲学一个准确的定位，更是为了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因此，选择一个新的视角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就变得十分必要而有意义了。

　　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把阿多尔诺置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加以评论，得出的结论却是:阿多尔诺的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结和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开端，因此，它也不可避免地陷人了后现代主义“所赞成的、暂时的、碎片式的及自我耗尽的概念运演”。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挑战了这一结论，认为这些结论过于表面化，在实际上，无论是从哲学研究的前提，还是从哲学研究的问题看，阿多尔诺都没有使自己的哲学陷人后现代的境遇，而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甚至采用了相当旧式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从哲学前提看，阿多尔诺总是把自己的阐释建立在马克思式的价值规律，“或者至少资本主义的变迁和它的发展及历史趋势规律的某种一般马克思式含义”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在他的最重要著作《否定的辩证法》和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表现得是很明显的。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要说明阿多尔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能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而一定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呢?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把阿多尔诺定义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合理的吗?这一定义的根据何在呢?笔者认为，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先弄清楚阿多尔诺哲学的独特性。

　　阿多尔诺哲学的独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来自于与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哲学的区别;另一个方面来自于与马尔库塞哲学的区别。在这两个方面中，前者体现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一般特点，后者体现的是阿多尔诺哲学自身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的哲学都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都是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并且都是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中走向对上层建筑的批判，但是，两者在研究的目标和理论建构的任务上，在建构的理论形态及其功能上，都不相同: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研究的目标是解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问题。

　　遗憾的是，杰姆逊并没有完成他自己提出的课题，因为他把阿多尔诺与马克思哲学关系的考察限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并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加以评论，这就使他的研究陷人了表面化和碎片化，而无法揭示阿多尔诺与马克思哲学传统的内在联系，说明阿多尔诺的哲学是如何从马克思哲学中产生出来的。为了克服杰姆逊研究视角的狭隘性，本文力图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考察阿多尔诺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以此阐明阿多尔诺哲学的性质及其当代启示。

　　二、历史批判的社会原型

　　霍克海默在创立法兰克福学派时明确地提出，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对人类命运的兴衰作出哲学的解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法兰克福学派必须摒弃笛卡尔的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基础确立的哲学观念，遵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理路，建立新的历史哲学观念。这样，他就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归于历史哲学的传统，并且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传统。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的这一哲学定位，为我们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考察阿多尔诺与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

　　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定义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是相对于以往的历史哲学而言的。以往的历史哲学都是以荷马时代的希腊各民族社会为研究的社会原型，通过考察古希腊民族的语言、习俗和制度等各种文化形式，探寻人类文明的起源，因此，被称之为考据的历史哲学。维科就是历史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新科学》就是历史哲学的典范。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继承了维科的历史哲学传统，以英国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形态，通过解剖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考察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揭示人类历史的规律。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与荷马时代的希腊各民族社会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荷马时代的希腊各民族社会是原始社会，它的社会基础是自然经济，它的文化的主体形式是神话和原始宗教，因而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非理性的、想象的世界，而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社会，它的社会基础是工业文明，它的文化的主体形式是科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语言和艺术等。

　　三、对奥斯维辛的反思

　　与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以资本批判的形式阐发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原则相比，阿多尔诺在反思奥斯维辛中则是以公开的、直接的形式阐发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原则。在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的种种非人道主义的现象中，阿多尔诺哲学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奥斯维辛之后，人还能活着吗?”这个问题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寻，也是对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的谴责，更是对人类文明史的思考。在研究这个问题中，阿多尔诺运用了马克思批判的历史哲学的道德批判的原则，以文明/野蛮的辩证法为模式来批判启蒙精神，在微观层面上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观。

　　事实上，以马克思的文明/野蛮的辩证法模式来揭示帝国主义的非人道主义的本质，指出人类历史的前景，早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就已经开始了。1914年7月下旬，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14年8月4日在德国帝国主义制造的德国进行防御战争的神话下，社会民主党的国会代表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后，罗莎·卢森堡写了著名的尤利乌斯小册子—《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戳穿德国进行防御战争的神话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她说:“有一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野蛮状态倒退。……这次世界大战就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帝国主义的胜利会导致文明的毁灭。

　　因此，正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代人的时间即40年前所预见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抉择是:或者是帝国主义胜利和所有文明遭到毁灭，就像在古罗马那样，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人种退化，一大片墓地;或者是社会主义胜利，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方法即战争的有觉悟的斗争行动取得胜利。这是世界历史的一种两难处境，非此即彼，天平正在上下摆动，要由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来决定。文明和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有刚强的决心把它的革命斗争之剑放到天平上。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取胜了。它用血淋淋的剑屠杀人类的残暴行为占了优势，天平倾向苦难与耻辱的深渊。只有我们在战争中并且通过战争学会怎样使无产阶级挺起身来从统治阶级手中一个奴仆的角色变成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才能抵消这一切苦难与耻辱。”这就是罗莎·卢森堡提出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问题。罗莎·卢森堡的这一思想创造了德国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传统。

　　在阿多尔诺看来，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只是社会批判，还没有达到哲学批判的高度，因为这些批判只是揭示出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欺骗性，并没有阐明文化的本质，更没有把文化批判提升为人们的自觉意识，使之成为批判的力量，成为一种批判精神，因此，还称不上是哲学的批判。哲学批判的任务是通过对社会批判的否定而建立起文化的形而上学。他在《否定的意识》的讲座中，区分了否定的形上和形下的意义，阐明了社会批判和哲学批判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任何变化的可能性都依赖于能够成为最终否定的能力，即那种处在基本层面上的否定，而不是只处在短暂易变的表面的现象层面上的否定。”阿多尔诺这里所说的否定，就是批判;他所说的“处在基本层面上的否定”，指的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批判，亦即哲学的批判;他所说的“处在短暂易变的表面的现象层面上的否定”，指的是形下意义上的批判，亦即社会批判。他认为，社会批判为哲学批判提供了批判的对象，哲学批判正是通过否定社会批判而获得文化的本性，建立文化的自觉意识。可见，通过否定而建立文化的形而上学，才是批判理论的终极目标，相比之下，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对启蒙精神的反思，都只是批判理论实现终极目标的环节。那么，否定作为文化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呢?文化如何成为一种哲学意识呢?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理解和界定否定这个概念。对于这个问题，阿多尔诺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传统，从绝对意识和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来阐明否定的哲学内涵。

　　阿多尔诺认为，文化的形而上学，就是文化的自觉意识，而文化的自觉意识本身就是否定，就是批判的力量，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文化批判不过是市场的文化形式，只存在于人们的经营和交换活动中，并没有进人批判的理智，因而是非批判的。批判理论的任务就是通过否定，把文化批判提升为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文化观念，即文化的自觉意识。把握阿多尔诺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不能置于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系统中，而必须从否定的，即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同样地，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原则和道德批判的原则，也不能单单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加以运用，而应该提升到哲学批判的层面上来运用，否则，就会陷人庸俗的文化批判主义。如果认识到阿多尔诺对文化的形而上学的这一诉求，那么，要把阿多尔诺哲学排除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阵营，归到后现代主义中去，就显得论据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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