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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题史回顾及研究现状的价值评述

　　上世纪末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形成的强大冲击不亚于一场强烈的文化大地震，霎时间，后现代哲学似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思考问题的公共平台，大有从非主流蹿升到时代主流之势，渐渐成为一种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根本无法绕开的文化时尚和思想潮流。对于这种斑驳陆离而又内涵丰富的后现代现象，有人投以鄙薄的目光，认为它简直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屑一顾;有人则对之高调评价、倍加赞赏，认为它开启了新一轮的哲学转向或文化转型，是一场新的哲学革命，产生了一种“后哲学文化”;也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本身经历了结构形变的那些时刻，各种‘后现代主义’层出不穷”，它们造就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出世，但基于跨国资本主义而产生的“新马克思主义”，必然不同于此前垄断帝国主义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与全球化拥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似乎更具文化性”。它“以一种更普遍的方式享有理论的优越。其实，西方哲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它们之间的彼此疏离与相互纠缠，早已成就了一种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并在“后后现代主义”或者“新后现代主义”等各种名目下开始了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纠偏与批判，并希望为其未来发展找寻一种健全理路，以重振现代雄风，然而却又以另一种方式重蹈了覆辙。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文化转向及其理性实质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在现代主义母体里生长出来而又反叛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其种类繁杂、旨趣各异，国外学者对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如，阿格尔将之划分为建树的、批判的、冷漠的和热情的四种;格里芬将之分为解构的、建构的、消亡的和修正的四种;而福斯特则将之划分为反应性的、抵制性的、新保守的和后结构的四种。在我国哲学界也一样，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哲学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动，因为它试图瓦解现代主义的一元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和超越性等特征，而极力张扬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和世俗性等特征。一句话，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断裂或者断层，二者如冰炭不能一炉，毫无共同之点。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是一种语言上的否定与批判，认为后现代语言不再是真实存在及其意义的替代物，其语言之意义完全取决于各种语言符号间的转换。它根本无所指涉也不对现实世界有所言说，纯粹是一种空穴来风。

　　三、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化冲突及其离乱格局

　　那么，怎样看待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二者在哲学路线及其研究方法上相互纠缠表现在何处，怎样评析这种文化纠缠对后现代之后思想进程的影响?西方哲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思想方法、表达方式上相互纠缠、相互作用，二者在互动中究竟是催生了积极的文化效应，抑或是导致了消极的文化产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做出迅速的反应和辨析，究竟是为之增加了思维的宽度和自由的空间抑或是对它的猛烈攻击与严重打压;处于现代与后现代夹缝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互相交融与同向伴生下，如何面对各种矛盾互相叠加与集中凸现的理论困境?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研究的。后现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文

　　四、后现代之后的哲学困境及其未来走势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共同之处突出地表现在扬弃形上理性、体系哲学、主客二分、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理想主义、主观主义和人类中心论，以及一元决定论等理论思想。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诸种否定性理论中，对基础主义或者本质主义的解构与颠覆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后现代主义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它试图颠覆一切带有总体性痕迹的文化设计，有人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讲:后现代性一向统一性开战。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现代际遇及其发展趋向

　　现代哲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泛指一切被认为是人类知识和文化的东西都必有某种可靠的理论基石。它由一些“不证自明”且具有终极真理意义的特许的文化基点所构成，这个文化基点一旦被发现并确立，就可为一切知识体系的大厦奠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说，基础主义往往表现为将现象与本质、外在与内在、身与心对立起来的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和表象主义;从基本范式和思维路径上说，基础主义又表现为遵循主客二分、心物两离的思想路线，把人心当作自然之镜，认为“人为自然立法”，主体创造客体，并最终导致了主观主义、怀疑主义和唯心主义。与之有别，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重视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这不仅由于其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深刻批判因而很自然地在后现代哲学中找到了自己的知己与伙伴，而且还由于它在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中不断地在后现代哲学中浮现出来。

　　六、后现代哲学的非哲学转向之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的超越，一开始是在哲学内部进行的，是对哲学的把握方式、出场路径、基本特质、核心思想、表达体系等所进行的自我批判，并经过一系列的发展与演变，在其当代形态上逐渐激发出了一种对哲学自身的颠覆性指向，“使哲学变成某种非哲学的东西”。后现代哲学的非哲学转向不是走向反理性、反文化、反科学、反人类，而是追求一种思想的平面化、价值的虚无化、精神的游戏化和文化的平民化。后现代之“后”既表示对现代性的延伸，也表示了对它的否定和断裂。这种“积极的断裂”和“批判的延续”，其实意味着思想的解放和对创新的呼唤。它旨在疏离某些故步自封的僵化模式并打破画地为牢的价值体系，使之从相对蝙狭的意识形态社区转而走向多元化的公共思想领域，从传统的准政治境遇中超拔出来通过谋划在混合文化中生长，进而成就自己文化先锋的“新左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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